2024-06-30
对谈 | 个人学术历程与高等教育研究的未来展望
6月18日下午,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中心举行了“个人学术历程与高等教育研究的未来展望” 的讨论。牛津大学教育学院Simon Marginson教授与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杨锐教授在就“个人学术历程与高等教育研究的未来展望”这一主题展开对话。对话由中心高媛教授主持。
作为兼及中西、目及全球的学者,两位教授在对谈中介绍了自己的学术旅程。(以下为部分对谈摘录):
回顾整个学术旅程,哪些学者对您产生了最大的影响?
Simon Marginson教授:
美国学者Gary Rhoades对我产生比较大的影响。1998年,我在迈阿密参加了第一次国际会议“社会研究和高等教育”,那时结识了他。之后到亚利桑那和他继续讨论我们领域内的一系列问题。从那时到现在,我们一直是朋友。
在我们的合作研究中,我提出学者、高等教育及知识生产同时受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影响,而Gary则强调能动性(Agency)相对于结构的重要性。我们讨论了“公共产品(Common Good)”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并倡导大学成为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尽管Gary后来没有继续深挖这一话题,但我一直在这个思路上前进。
从根源上追溯我的智识传统,我不得不提到马克斯·韦伯。尽管我对韦伯兴趣有限,但读了大量他的作品,帮助我了解学者的社会心理学。我受政治经济学的影响颇深,福柯对知识和权力的论述也对我理解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福柯的思想不是宏大的理论,而是一系列观点,类似儒家的思维方式。他对特定历史问题的分析具有解释力。此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尤其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联系,对我有深远影响。
在政治立场上,Gramsci关于能动性与结构的论述对我启发颇深,他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和自由。Gramsci对语言和文化的批判性论述与福柯的方式类似。近期,Margaret Archer关于结构-主体的解释以及Doreen Massey关于Critical Realism的理论也对我有重要影响。Gary Rhoades的影响不仅在学术上,更在个人成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们的友谊和合作为高等教育领域贡献了许多宝贵的见解。
杨锐教授:
我在学术生涯穿梭于中国本土、澳大利亚和香港等不同学术系统。表面上看,这一路似乎非常顺利,我的职称提升看似平稳。然而,内心深处却经历了诸多挣扎和转变。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我的智识传统主要源于马克思主义,这与我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至今,我系统学习过的理论其实只有马克思主义,这是对我影响巨大的学术理论。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交流期间,系主任是一位犹太人,他曾抱怨学院里的亚裔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缺乏社会理论。某种程度上,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我们小时候背诵并不甚理解的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从大二开始,我开始寻求其他理论传统,对发展经济学和社会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尽管如此,现在回过头看,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
在研究生期间,我接触到了Philip G. Altbach的理论,他对我的影响深远。他的理论可以解释我的许多经验,我尝试将其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到1990年代末,正如我的著作中所反映的,我在学术引用中减少了对其他学者研究的引用。我更加关注学术工作者的思想斗争历程和他们理论之外的个人经历。通过这些经历,我希望提醒年轻的学术工作者,关注学术研究背后的人生历程和思想斗争同样重要。这些经历不仅塑造了我的学术道路,也激励着我不断探索和思考。
Simon Marginson教授:
我认为杨锐教授在穿梭于国际学术体系的过程中,确实有很多对于现实的敏锐感受。这些可能不是复杂的理论解释,他也没有以概念为基础展开论述,但他的路径也非常值得欣赏,他的路径带给我们丰富的信息。此外,我应该提到Ruth,她的研究使我对中国教育的具体情境和讨论有切身感受。
你们的学术生涯中是否发生过研究焦点、方法或范式的转变?
Simon Marginson教授:
我来自一个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家庭,我的父母有不错的职业和收入,他们的左派立场深深影响了我。年轻时,我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观。我父亲曾因其立场而不得不在家中度过一段时间,这段经历也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专业领域,我聚焦于高等教育研究,特别关注高等教育中的协作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将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来研究,包括它的激励因素、后果以及驱动其发展的经济因素和对社会分层的影响。解释这些现象并发展出相关理论是我研究的重点。
我的研究关注点在博士阶段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我逐渐摆脱了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意识到在特定历史阶段,政治有时比经济更重要。例如,清教在欧盟发展中的作用,如果仅用经济因素来解释,很难全面理解,因为这涉及到威权(authority)的来源问题。我认为,在不同历史阶段,经济、政治和知识的多重影响共同起作用。最终,这种开放因果关系(Open causality)的概念引领我走向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之后,我被国际生态(International ecology)和空间等本体论问题所吸引,我认为这些理论解放了能动主体。我对结构并不能完全定义能动主体的观点感到兴奋。尽管如此,我并不觉得自己的转变已经成型,转折点还是在于摆脱经济决定论。
随后,Simon Marginson教授介绍了自己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契机,即对教育、政治和不同文化的探索与思考。他提到他的博士论文探讨的市场经济对教育的影响这一主题,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公共教育的重要性。他分享了对日本和墨西哥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喜爱,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了他对东亚地区的兴趣和专业发展。Marginson教授表示,自己对东亚的研究兴趣出于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深刻印象,特别是对其社会组织和复杂性的欣赏,以及对墨西哥古代文明的探索,特别是对玛雅文化和墨西哥城的考古研究的兴趣。这些经历不仅拓展了他的跨文化视野,还深化了他对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差异与共通点的理解。尤其是在上海的游历,使他受到了多元现代化的冲击,并意识到中国的政治传统和西方是不同的,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责任一体的自上而下的治理和在地的分散性,则是西方传统中缺失的。
此外,两位教授就高等教育研究是否被高等教育研究者所影响、中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中是否将社会事务纳入学术讨论等问题进行了热烈交流,并围绕人力资本理论、优绩主义、全球科学、教育改革自1990年代以来的变迁等展开了讨论。提问环节,Marginson教授回应了关于全球、国家科学、殖民化的相关问题。杨锐教授还指出青年学者要警惕全球性的学术道德滑坡。
会议下半场,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中心 “Xu.Yuan 课题组” 做了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研究的赋能与挑战”的报告。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中心访问教授、北京理工大学副研究员刘进做了“大数据在高教研究中的应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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