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型研究型大学已在国内兴起，相关研究不少，但在某些理论问题和建设成效的研究上仍显不足。首先辨析如新、型、内在特征、持续发展等主要概念；研究新型研究型大学体现在教学、科研、服务三项职能上的内在特征：培养学生为创新者，开展三导向下的三类研究，以培养的创新者和三类研究成果贡献社会；然后分析新型研究型大学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如创新者的培养过程有待贯通，以战略为导向的开创研究尚未推动，社会服务并未起到引领作用，大学内外部都难以坚持办学初心；最后提出，将培养创新者落实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将成为“国之重器”落实到科研行动中，将办学初心融入世界一流大学的日常建设里，作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持续独特的战略与策略选择。

关键词：新型研究型大学；持续发展；内在特征；培养创新者；开创研究

　　近年来，称作“新型研究型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在中国迅速兴起。笔者曾系列研究了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在何处”，新型研究型大学是“研究型大学的自我迭代”和新型研究型大学持续发展的关键。从如火如荼地创办新型大学的实践和已发表的期刊论文来看，学界对“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理论探讨和现时办学成效的研究还不足。如果新型研究型大学这类组织机构的内在特征没有得以充分揭示，这类组织存在的持续性就会被质疑，因为内在特征是某类组织区别于他类组织的关键。只有某类组织的内在特征得以持续性彰显，才能说明该类组织的持续存在。因此，本研究基于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内在特征，辨析这类大学的持续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与主要概念辨析

　　“新型研究型大学”于2020年才在中国正式提出。为了使得概念清晰和指代明确，有必要对文中使用的“研究型大学”“新”“型”“持续发展”“内在特征”进行提前性辨析。

　　首先，本研究所指的“研究型大学”，亦即Research University，属于专有集体名词。指代的是美国自1971年以来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高等教育机构分类（A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中标识出来的研究型大学I类和II类，也是英国的研究主导型大学（Research-Dominated University），澳大利亚的研究密集型大学（Research-Intensive University）和日本的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中国并无政府分类和达到社会共识的“研究型大学”名录，该称呼的最先出现是在2006和2007年的政府文件中。考虑到与其他国家在大学分类指标内涵上的对应性，本研究指中国研究型大学为原“985工程”大学。

　　其次，新型研究型大学中的“新”与“型”，在英文中用“New”和“Model”。“New”，用其形容词和动词的双词性，形容词指的是“新的”和“有别于从前的”，即不同于“既有的”和“已存在的”；动词指的是“可以被更新”（Be Renewed）。“Model”，用其名词和动词的双词性，名词取其“型”和“样式”之意；动词指的是“可以被成型”（Be Modeled）和“被再次成型”（Be Remodeled）。那么，本研究中“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概念，指的是“中国的新的可以被更新和再次成型的研究型大学”。关于“新的”，可操作性定义有两种：“21世纪新建立的具有新型研究型大学内在特征的大学”和“21世纪前建立的经过重要的改革后具有新型研究型大学内在特征的既有研究型大学”。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仅指前者，因为新世纪建立的大学，其初心具有时代烙印。

　　再次，本研究中的“持续”，指的是与事物的生命相关联的无间隔、连续、延续和继续，“持续发展”（Continuous Development）指“继续下去并得以发展”。不采用生态环境科学中的“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之意，即不表明“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最后，“内在特征”指的是新型研究型大学“所具有的、与其他类型大学所不同的、内在而不是外显的本质属性”。如果只是“看上去像”与既有研究型大学有所不同的新的研究型大学，还不足以判断这“看上去像”的大学就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只有具有上述意义所指的内在的，即本质属性的大学，才是新型研究型大学。

　　本研究探究三个问题：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内在特征；新型研究型大学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坚持新型研究型大学持续独特的战略与策略选择。其论证结果是，保持新型研究型大学内在特征的大学就是持续发展中的新型研究型大学。

　　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内在特征

　　大学是一种组织机构。组织存在着相应的内在结构，如，大学存在由教师、学生、行政员工构成的人员结构，由校、院、系构成的行政层级结构，由平行各学院构成的学科和平行各学系构成的专业结构等。多维视角下的结构、多种结构之间的关系及其处理形成了组织的运行及其运行机制，并体现出大学组织的功能，这里称“职能”。

　　组织的职能指的是该组织为实现其目标、完成其任务所具有的能力和所发挥的作用。现代大学组织的职能，尽管已有有关“多职能”方面的讨论，但本研究仍沿用学术界已达共识的“三职能说”。只要是大学组织，就要利用学校的人力、财政、关系、政策规章等方面的资源来达致其办学目标，履行其学生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职能。简言之，大学这种组织具有教学职能、研究职能与服务职能。

　　所有大学所共同的教学、研究和服务职能，在不同类型的大学中具有不同的内涵确定和重点选择。如前文提及的多国研究型大学都具有“将研究作为重点选择”的归纳性职能特征。与此相对应，也有“将教学作为重点选择”和“将服务作为重点选择”的“教学型大学”和“服务型大学”，尽管“服务型大学”并未成为达成共识的大学类型。由于新型研究型大学仍然是研究型大学中的一类，“将研究作为重点选择”同时也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归纳性职能特征。

　　既然教学、研究、服务是大学这类组织的共同职能，这些职能就成为大学得以社会性存在的合法理由。如此，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各项职能上的内涵确定与次一级重点选择就成为这类大学不同于他类大学的内在特征。具体而言，新型研究型大学依靠其在学生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各职能上的内涵确定与重点选择，来区别其与研究型大学的不同。

　　（一）独特的人才培养职能：培养学生为创新者

　　按照本研究的约定，中国研究型大学培养的学生数量较多，整体质量相对较高。得出这个判断基于以下两点：继续求学的毕业生，基本上都在海外高水平大学或国内研究型大学就读；走向职场的毕业生，基本上都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因此这些大学的毕业生往往成为社会精英，成为多行业的佼佼者。然而，精英不一定是创新者，创新者也不一定都被当前的社会认知认定为精英。维持社会日常运行和推动社会繁荣发展需要大批精英，而“创新者”是可实现突破性的社会变革、为数不少的、具有创新思维并把创新思维变成创新行动的人。

　　中国研究型大学都是在半个世纪前甚至更久远的年代创立的，正因为突破了传统大学的办学模式和时代局限，她们才成为卓有成就的现代研究型大学。但下述几点仍成为中国研究型大学在培养批量创新者上的局限。第一，中国研究型大学在办学体制上都属公立，办学资源直接受制于公共财政，中央和省级政府阶段性的工作重点影响到大学的运行状况，大学评价与竞争仅囿于“公立圈”。第二，多数研究型大学经历了20多年前的大规模高校合并，校区从单到多，学科从少到多，组织层级从“室-系-院”升级到“系-院-校”，学院设置从“学科大类”到“一级学科”。第三，既有研究型大学都是政府部门所属机构，实行着基本统一的“基础+绩效+专项”的财政拨款模式，其中的“基础”部分主要是基于“公式计算的生均”且据学生所在学科的不同而有差异。在由上述体制规定、政策引导、计算规范等方面所构成的背景条件下，中国研究型大学（师生）的规模偏大或很大，学科数和学院数偏多或很多，教师队伍构成复杂及新旧人事制度衔接不畅等。总体来看，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办学模式基本相似，在学生培养上的某些改革也基本上是呼应政府政策项目的结果，如“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等。这样的既有研究型大学首先需要的是向政策靠拢且运行有序，于是，种种强有力的管理和趋向中庸的协调成为必需，由大学自主实行学生培养上的突破性改革可能会被贴上“慎行”标签。因而，培养其“几乎所有学生为创新者”成为不可能。

　　相对而言，不被上述三点局限所框定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办学体制灵活，有公办和民办还有多部门联合办学（如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上海科技大学）；没有经历过高校合并及其带来的规模扩张、基层单位升级；建校时制定的“大学章程”和多方约定可保证其办学资金到位。相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新型研究型大学定位于小规模、高起点、高水平、国际化、研究性，所以她们往往保持小规模的学生数和教师数，强调学生的学术准备和教师入职的高门槛，严格招生、聘任与晋升；保持个数少、综合性强、易于学科交叉的院系；用长远眼光提前设计重点学科发展战略，强调特色学科的支撑性、辐射性和多学科黏合效应；财政资源往往相对充足，用来支撑人才培养改革试验。特别强调的是，与既有研究型大学一样，新型研究型大学充分发挥着“将研究作为重点选择”的归纳性职能特征。

　　如此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教师规模不大，易保证教师选择上的“少而精且有创新性”；学生规模不大，易得到与学校发展目标、气质和要求相近并已显露出创新思维的学生；对国际化的特别强调易落实到教师经历和成果认定上、学生培养过程和毕业深造走向上、合作伙伴选择和讨论议题的前沿层次上；对重点学科与特色学科的兼有设计，具体落实到院系组织建构、校内资源分配、学科文化的创新性上。上述这些使得其学生一进校就面对着：身边的同辈团体“新气”逼人；教师的课题组和实验室已立前沿；校园、教室、图书馆、宿舍、运动场等设施样样现代；学生、教师和学校在培养批量学生为创新者问题上着力合作。结果是，期待的愿景当下操作，创新的理念见之行动，如本科生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本科生为主完成科研项目、本科生团队得到创新大奖等。

　　教育成果具有滞后效应。毕业生在离校之际难以显现在大学教育过程中得到的成果。然而，升学者所成功就学的研究生院和就业者所成功求职的企事业单位对其的“入门评价”应该是对大学教育成果的一种检验。学校对学生是否或者未来近期成为创新者的判断，总的来说不是单纯的GPA，在四年教育过程中的学业表现、活动参与及其能力、社会同理心、价值观、道德品质，特别是创新思维及其表达等，都应纳入学生评价系统。这样微观细致的学生事务，大规模的研究型大学难以做到。

　　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学生培养上的成绩不需要用就业率来计算，因为这些大学本就不是为了本科毕业生就业而建的。她们培养本科生为的是中国可有创新之苗，为的是大学能有创新型研究生和博士生的“基础毛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时代，如果仅为培养一般意义上“可就业”的本科生，中国不需要再建设成本巨大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因此，这类新型研究型大学，重在培养有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人，因为只有成批量的人的创新，社会才有可能发生重大进展。

　　（二）独特的科学研究职能：开展三导向的三类研究

　　有学者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立体架构，包含着三方面：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面向市场的开发研究”。笔者认为，截至目前的科学研究主要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这种“面向市场的开发研究”可被纳入“应用研究”中。笔者理解的基础研究的内涵是，任何人或任何机构提出未知问题，研究者在思想和行动上寻找对未知问题的答案，学术上自由，过程上向纵深推进；应用研究的内涵是，实践部门提出需求，研究者将已知的理论和原理用于解决存在的问题，满足实践需求，安排上有组织，过程中变换场域。

　　研究型大学做了大量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基础研究。然而，现代社会进步的需求不是解答了未知科学问题就满足了的。社会要进步就要向研究者提出某些需求，特别当涉及国计民生的时候，“以需求为导向”就适用于这种应用研究。然而，社会对研究者提出的需求根据社会发展的程度升级，在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迅猛发展的21世纪，这种需求在规模上扩张、水平上提高、难度上加剧、方向上变化。要满足这种需求，“以战略为导向”的开创研究已经出现。这里提出开创研究的内涵是，具有宏观性、方向性、领导性、整合性，以多学科汇聚为平台，大团队、长历时、学术自由与有组织工作相融合的、开辟科学新领域的研究。于是，以问题、需求、战略为导向的“三导向”和以基础、应用、开创为内容的“三类研究”至此形成。应对研究导向和研究类型的变化，既有研究型大学就要做出重大改革，如部分已有科研活动需要转向，或者新增科研方向；另一种选择是直接创建具有开展“三导向”“三类研究”能力的新大学，新型研究型大学便如此地应社会变化而生。

　　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该和可以做到“三导向下的三类研究”有两点理由。一是知识生产者的合作关系变化。知识生产，也就是未知科学发现，以前由研究者独行；后来由研究者和应用者同行；今天以及不远的将来则由研究者、使用者和新领域开创者共进退。建立在21世纪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相对较好地拥有上述三种类型的人力资源。二是知识生产更趋系统性，如此使得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创研究之间的边界开始模糊，开创研究本就建立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基础上。对在过程上具有递进意义的三类研究进行人为的割裂分化，容易形成只做基础科学的研究中心，只做产品应用的工厂车间，和只做“无本之木”的开创平台。这种研究中心、应用场所和开创平台的分离而建，与知识生产的系统性集成背道而驰。新型研究型大学正好建立在知识生产系统性时代，在建立之初就自主承担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创性研究的任务。若将上述两点理由定位到实然层面，就要求大学在地理边界、学科边界、资源边界、组织边界等方面具有开放性，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其初期起步时就明确了这些开放性。多方位的开放也是部分既有研究型大学向着新型研究型大学改革的方向。

　　以解答未知、满足需求、提出前沿战略为目的的知识生产，不可能在探索期就有着明确的学科上和时间上的限定。某些研究有可能在初期具有学科倾向和时长估计，但在研究过程中也有可能“被导向”另外的甚至仍是未知的“学科领地”，所需时间也有可能被一再延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本就是近十年才获得建立和发展的，所遵循的学科含义本就是新的具有综合和交叉意义的，在人工智能被认为是“控制性、渗透性学科”的今天，这些新大学不必拆解某些生命力仍然旺盛的学科，不必将既有的各个学科一一与人工智能硬性相连，只要坚持学者的学术自由与大学进行有组织科研的发展原则，新型研究型大学便可在自主的“泛学科平台”上生产和发展新知识。

　　在现阶段，新型研究型大学对待“以问题为导向的基础研究”“以需求为导向的应用研究”和“以战略为导向的开创研究”，需要根据各校校情，如教师的兴趣与能力结构、学校与产业的关系、学校拥有的战略科学家的比重等，来制定“三导向下三类研究”的比重，要与既有研究型大学形成可错位的具有特色的发展。

　　（三）独特的社会服务职能：以培养的创新者和“三导向下的三类研究”贡献社会

　　尽管大学的职能被公认为主要是教学、研究和服务，但笔者仍然认为，“服务”本就是任何社会机构都应该具有的职能，因为不为社会服务的机构就得不到或不应得到社会的供养，就不可以存活于社会。所以社会服务是大学的天然职能，只不过大学利用其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上的“产品”为社会服务。既然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教育教学职能是培养大多数学生为未来的创新者，其科学研究职能提供的是在“以问题为导向”上的科学发现、“以需求为导向”上的应用“产品”和“以战略为导向”上的开创性知识领域，那么，她们的社会服务职能就在上述方面得以发挥。

　　第一，新型研究型大学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在已有原“985工程”高校、原“211工程”高校或者说在建设14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基础上，中国为什么还需要、还允许各省市另外建设新型的研究型大学？这是因为世界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军事格局、科技格局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早就不同于20世纪，中国的任何改革与进步，都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大学是具有政治属性的，大学的人才培养、应用研究和开创研究及部分基础研究也都具有政治意义。而国家利益是最高的政治。中国新型研究型大学，无论公办民办，都是建在中国的中国人的大学，中国的国家利益是这类大学的最高利益。大学教育带来了人才供给、科技成果、经济繁荣，而这些又提高了中国的政治话语力量和国际形象。新型研究型大学正是诞生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为国家重大战略服务成为她们自在自为的选择。

　　第二，新型研究型大学要为所在地区的发展服务。无论是中央政府所属还是地方政府所属或是民办高校，都不能脱离所在地区的发展状况存在。大学服务能力的强弱与区域对大学需求水平的高低是匹配的，大学服务需要主动向区域需求靠拢。从时间序列来看，在39所原“985工程”大学中，除3所之外，其他36所都建在大型省会城市；21世纪新建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大多出现或即将出现在经济发达的高吸引力城市，如深圳、上海、杭州等。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对建在本地的大学的需求和要求是具有差异的，发达地区对大学的需求程度高和要求高，会激励大学更好地与区域发展融合互动，做到大学与区域的共赢。已有的几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建校之初就与所在区域社会达成默契，一方愿为地区新型大学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动力源和支撑力，一方将服务所在地区作为大学的本体需求而不是外在的强加。

　　第三，新型研究型大学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服务。新型研究型大学首先是大学，然后是研究型大学，探索人类未知问题，如人的生命健康、人脑与心理、天体与深海、全球气候变暖、人工智能对人类智能的替代程度等，本就是研究型大学科学研究的重点选择。对这些领域的未知是对整个人类命运的未知。新型研究型大学出现的时间短，而且其出现本身就是有目的性的，因此才有教师入职门槛极高、所建系科更近前沿、资源分配的优先重点明显、运行机制上创新灵活等。将这些大学的人事规定、系科结构、资源分配等学术组织的运行要素加以整合，为的就是更好地承担起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历史责任。

　　第四，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发挥高等教育改革的示范效应。中国既有研究型大学已是卓有成就的。在21世纪建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都是在大学内局部改革成功但整体改革困难、对低风险“试验性大学”的期待下提出的。从几所典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获批建设的教育部批文来看，她们在开办前都被寄予创新期待，拟作为高等教育改革“试验探索区”。十几年来，这些大学的建设过程及其经验对后续的新型大学建设和已有大学改革具有示范效应。做试验和为示范也是社会服务，彰显出这些大学在高等教育界的引领力和对全社会的创新影响力。中国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进程和“小众性”兴起，有助于推进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对世界范围的高等教育发展同样具有参考乃至示范效应。

　　三、新型研究型大学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若要保持一类组织机构的持续发展，就要这类机构坚守其内在特征并进行持续创新。上述所论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内在特征是从对具有代表性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比较研究中提取出来并进行应然层面归纳的。那么，这些新型研究型大学理论上存在的内在独特性是否在实践中完美存在呢？实际上并不是。这些新型大学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一）创新者培养过程的贯通不够

　　培养人是一个过程。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从招生开始。所有的新型研究型大学都在招生工作上几近努力，如以高考成绩为主、校考能力为辅、再计入面试和高中表现的综合评价录取方式，最典型的是南方科技大学自2012年起就实行的“全员631综合评价录取”制度，以招收到符合新型研究型大学精神气质和学业要求的学生。尽管存在学生的个体差异，这些小规模的“全员631”录取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新生，进校时的学业准备和能力准备之和应该比一般的既有研究型大学的学生要高一些。

　　新生首先由学生事务管理团队接纳。新型研究型大学往往建有本科生书院，书院有正副院长和辅导员，有带领新生度过大学适应期的由学术教师承担的（生活）导师。同书院学生往往同住一栋楼，宿舍楼里有供其生活和学习的所有设施。这些刚从高中到大学的18岁的年轻人，对大学生活、高深知识、人际交往等方面都缺乏认知和能力，在众多课程、学习方法、社团参与、自己管理自己等各方面都缺乏选择的能力。书院导师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新生最早接受的学业是通识教育，具体落实到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上。通识教育课程包括如“高等数学”和“大学物理”在内的自然科学通识，包括文、史、哲、政治、经济等基本知识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通识，还有政治思想教育、艺术教育、语言教育、体育教育、劳动教育通识等。另一分支是专业教育课程体系。在选择专业的时间点上，新型研究型大学并不具有一律性，有的是进门选专业，有的是进校2年或者1年后再选专业。进入所选的专业后，专业导师与所在院系一起接手学生的课程学习、科学研究、实验室工作、实习实训、毕业安排等。

　　放眼多个国家，很少有研究型大学把本科生教育教学放在学校工作的优先地位上。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未必做得更好。新型研究型大学确有相关制度安排，如，采用全员书院制，使得本科生人人都有书院导师和书院辅导员；采用全员学院制，使得本科生个个都有专业导师和学院辅导员；学生事务管理部门还设有心理辅导中心、互助学习中心等；本科生进入专业导师真实的科研实验室，在经过高级科研训练的专业导师及其团队的帮助下学习做科研甚至产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为数不少的学生社团及其活动给年轻同辈团体的生活造就了青春氛围，也给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及其调试注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此等等。做出这些有关学生培养上的制度安排具有提前期计划和多环节之间的贯通规则，某些安排还是为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刻意而为。

　　然而，相关制度有的是“政出多门”，有的是前后断裂，有的是难以落地，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性上很难达到纵向层级间贯通、横向维度间贯通以及纵横间的贯通。如果说课程的系列安排涉及知识的贯通，各类活动的安排涉及能力的贯通，那么，知识学习与能力养成之间也存在着贯通性，书院导师和专业导师的指导同样具有贯通性，书院与学院在学生管理与评价上更是具有贯通性。实现这些贯通是困难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必须要实现这些贯通，使那些在招生过程中被评价为具有创新思维的新生，在毕业时能够体现出更强的创新性。

　　所有大学都要使得学生在读期间得到知识、能力、心理与情感上的增值。对于新型研究型大学来说，最重要的增值应该是在创新思维、创新知识、创新能力上，这三方面的增值是环环相扣的。若其中某环不通，创新者的培养过程就贯通不了。

　　（二）以战略为导向的开创研究很难

　　前面谈到了科研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导向和以战略为导向。值得强调的是，以问题为导向是基于个人兴趣的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基础性探索性研究，失败的风险常见；以需求为导向是以满足应用目的的、为解决某些“卡脖子”问题而进行的科学技术研究；以战略为导向的研究并不是说科学理论转化为生产力，而是应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有组织地谋划部署具有国家利益含义的领域开创性研究。

　　研究型大学和新型研究型大学都能够做到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常以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的论文为代表；她们也都能够做到以需求为导向的研究，尤其是近些年特别强调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大学对这类应用性研究的积极性高，收益高。然而，由于既有研究型大学有着较长历史和较大规模，教师队伍的年龄和经历结构、知识与能力结构等，都与有很短历史和很小规模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教师队伍不同，在大部分既有研究型大学，难以强调以战略为主导的领域开创性研究。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初心之一，就是要在开创研究上做出突破，并使开创研究成为其科研常态。

　　现实挑战是，新型研究型大学往往对从海外名校学成回国青年科学家充满喜爱，这些人受过严苛的科学训练，能够在个人兴趣、学术基础和学术志向的结合上做一些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其成果给他们带来了无上的荣光。然而，多数学成归国青年科学家在回国之初的一些年里，不愿意或不善于与国内同行合作和跨出校门联系企业，难以得到来自企业的委托项目，久而久之也失去了他们自己对应用研究的兴趣及其能力。开创研究对领导者的要求更高，其重要项目会开创新的研究领域，要求领导人有科学上的高瞻远瞩，有宏大团队的领导能力，有各类资源的调用和协调能力。能够胜任开创研究的人，更是战略科学家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工作者。但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战略科学家并不多见，仅有的为数极少的人也不一定就在新型研究型大学里。然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基础和目标，特别是其具有的办学志向和信念，使其具有产出战略科学家的土壤，因此这些大学可以率先搭建平台，进行开创研究的前期工作。

　　截至目前，对新型研究型大学“是不是就应该满足于基础科研并以高水平的论文发表作为办学目标”这个问题并未有共同理解。笔者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是要做高等教育改革的示范标杆的，她们是最适宜的教育、科技、人才聚为一体的地方。这类大学，拥有最优秀的科学家，在大学周围往往集聚了一些优秀的头部企业，她们也相对容易产出并“涌现”战略科学家。那么，如果她们不能承担这种开创研究，哪一种社会机构能够承担？如果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创研究构成一个国家科学研究的系统性版图，新型研究型大学必须发奋，成为这张版图上的亮眼星辰。

　　（三）在社会服务上的引领性不强

　　任何社会机构都需要为社会服务，不为社会需求提供服务的机构就没有生存价值，也没有存在的合法性。然而，服务社会是需要有机遇、有能力的。在我国提出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的时代，大学就需要“站出来”满足这样的社会需求，需要研究型大学和新型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机构群体中、在社会上显示出其引领性。

　　新型研究型大学，由于起步晚、规模小、生源并非全国遍布。所以，校友少且年轻，社会影响力还小，在产教融合和科教融汇中所能承担的任务并不多。相对来说，既有研究型大学以其较大规模、较长办学时间、较大校友数量、较高社会影响力，早就在与大学外机构的合作上占据了重要席位。然而，新质生产力和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等，却是新近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给新型研究型大学做出具有示范性的社会贡献提供了机遇。再者，随着这些新大学开始形成并显示出越来越高的学术声望，她们提出并实践着的高定位、创新性、国际化等过程目标也成为部分既有研究型大学追寻的理念和改革尝试。部分既有研究型大学也在某些领域学习并借鉴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新做法，如，大力度引进人才，教师管理上实行“编制”和“准聘长聘制”的双轨运行，扩大对社会的开放程度等。比较来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服务至少要做到如下四点，才有可能得到高等教育界的信赖和依靠。一是要具有本身特色；二是要实现本身杰出；三是要给“同伴型大学”和“后建立大学”做样板；四是要给既有研究型大学的改革创新探路。只有这样，才能帮助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服务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形成引领力。然而现实表现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确实是具有本身特色的，而她们的“杰出”只是体现在某些点上，她们的发展经验也难得被同类大学学习和模仿，但同时，她们确实在给既有研究型大学的改革探路。

　　“新”的本身就体现出一种力量，代表着“新生”，也代表着“既有机构”在发展过程中调试的朝向。可以预见，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改革与创新行动以及带来的社会贡献，将会给既有的较大规模的研究型大学一些创新试点的可能性，给其他类型高等学校的改革创新做出示范。但截至现在，几所典型的中国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社会服务在整体上并没有显示出引领的力量。

　　（四）大学内、外部难以坚持初心

　　中国的新型研究型大学都是在政府的鼓励、支持甚至动员、提供所需的条件下建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提供了体制保障。主要体现在：学校选址，政府划拨土地；办学者申请，政府批准办学；学校招生，政府部门纳入计划；学校建设，政府提供财政资助；等等。然而，当这些新型大学办到一定的时候，如五年或十年，政府的特别支持有可能不再，至少是不同于办学初期那般特殊了。

　　大学本就是高度竞争的学术机构，大学发展需要时日。多地政府为新建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提供体制保障来自政府的办学初心。或许是本地缺少高水平大学，或许是本地高水平大学不能满足社会和政府的需求，地方政府便“举全市之力”或“多方协调”，要在短期内建成世界一流的高水平大学。这就是政府的办学初心。那么，可以见到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一律性的为高起点、小规模、理工科、新专业见长的研究型大学。而这样建制的大学，是基于投入基础和政策倾斜之上的，只有保持投入和政策倾斜，这样的大学才能够在持续创新的同时稳住甚至加快其发展速度，实现政府初心中的期待。

　　从目标设计来看，建立新型研究型大学为的是弥补既有大学在人才培养、科研发展、社会服务上的某些欠缺。十多年来，这几所大学给社会的外在形象主要集中在科研成就显著上，可以称得上是“科研驱动型大学”。从政府批文所代表的国家期待来看，建设这样的大学的初心更在于完善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体系，开创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模式。这些新大学要做的就是基于中国既有的高等教育机构体系，面向世界一流大学群的建设，进行学优秀补缺憾的工作，不仅要站立于科学前沿，在学生培养上也要作出重大突破，于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初心就是在高的起点上的改革与创新。然而，改革创新是有代价的，代价是不能延续已走过之路，取而代之的是未来社会需要的、更难走的创新之路。

　　改革创新最大的“敌人”是“改革创新者自己的动摇”。因为改革创新从来都不简单易行，总是要突破某些既定框架的，正是对这些既定框架的艰难突破，考验着改革创新者的信心和决心。

　　在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现实中，教学改革方案总是一议再议，难以出台；教学评价只能以“达最低教学工作量”和“不出教学事故”为基本标准。比较来看，并未见新型研究型大学在创新型本科生的教育教学上做得比研究型大学更好。研究上，新型研究型大学最出彩的是基础研究贡献，其论文所代表的成就引世人瞩目。但在与国家重大利益攸关的可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应用研究上，在具有远大前景的开创研究上，并未见得这些大学比其他的大学做得更好。在学校运行问题上，新型研究型大学本来是独树一帜的，但独树一帜的大学不容易被管理，化“不容易”为“容易”的简单做法就是取消政策倾斜，与其他大学同等对待。在社会服务上，前进中的社会并没有给创新中的大学以更和谐的环境，产教间的鸿沟仍在，大学声望的正负效应仍在。即使是新型研究型大学，也要用研究生学位点数量和财政经费额度来提振改革创新的信心。对于是否立志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也成为这类大学中的人的“纠结”，因为进入了行列，就要用“双一流”建设的评价标准办学，但其标准是以共性为基础的，不是为新型研究型大学设计的，在建校时间长短、研究生学位点多少、师生规模大小等方面，这些新大学明显难以达标。若想达标，只得“双管齐下”：一边是坚持个性，一边是达到共性，结果带来时间和精力分配上的困境。

　　四、坚持新型研究型大学持续独特的战略与策略选择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内在特征主要凝结在培养学生为创新者、开展三导向下的三类研究、将前两项职能的成果服务社会上。这些新大学，在创新者培养过程的贯通上、在以战略为导向的开创研究上、在社会服务的引领性上、在大学内外部坚持办学初心上都面临挑战。笔者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坚持其持续独特，不仅在具体策略上要有实施方案，在宏观战略上更要有发展定力。

　　（一）将培养创新者的任务落实到教育教学全过程

　　社会的大踏步前进需要较大规模的创新者。新型研究型大学建立初心之一就是要为中国培养数量较多的年轻创新者。中国大学包括研究型大学多年来把学生培养重点放在拔尖人才上，并把“双高”（高考分数和GPA）学生认定为拔尖人才。然而，“拔尖”与“创新”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笔者认为，拔尖出自纵向层次，创新出自横向类型，更何况目前对“拔尖”的评价依据尚需讨论。

　　现实中，几乎所有的研究型大学和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教务处长都为高水平的学科教授，以为教务处长及其团队能够担起全校本科生教育教学责任。殊不知，立志培养创新者的大学，需要把学校对教育教学的重视作为全体人员认可并可流通的理念，就像研究型大学“将研究作为重点选择”理念的广泛存在那样。如此，新型研究型大学可采取的相应策略有可能涉及四个。其一，被综合评价招录的学生，其学术准备的重点不同、特长不同，学校需采取因人而异的分层级、分方法授课。其二，创新人才与其他类型人才具有不同点，学校着力于创新者培养，就要在课程体系编排、课表设计、理论课与实践课比重等方面都要有其特点。其三，截至目前，新型研究型大学都不是综合性的，学科结构上都具有强理工特色，重视人的养成和通用性知识与技能的通识教育需要有革命性的改变，不是向既有理工科研究型大学看齐便可。专业教育上的导师指导、科研训练、实验室基础工作都要设计到位。其四，学生处组织的社团、校内外志愿者活动都要以激励创新为导向。优秀学生评选标准不唯GPA，而聚焦在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竞争上。总之，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将培养创新者作为本校的教育教学理念，并将其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

　　要培养众多学生为创新者，更具挑战性的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广大教师要是创新者。不仅教师本人要是创新者，教师还要懂得如何用创新的方法培养创新者。这就给大学增添了难题。创新者的培养不仅要注重科研论文写作，还要注重产教融合场域的行动。也就是说，培养创新者的实践要“前推”到教师聘用与评价的过程中。

　　（二）将承担“国之重器”的任务落实到科研行动

　　大学具有国家意识，大学要为国家重大利益作贡献是不容置疑的。现在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常常将在世界科学顶刊上发表论文作为最大成就，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是不够的。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立初心就是在世界一流大学的挑战面前、在国家短缺重大科技成果的挑战面前，中国要有能够承担“国之重器”的大学来做改革的“试验田”和“创新基地”。具体到科研行动，一是实验室工作，是在基础理论指导下的实验研究，主要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进行，其结果可能是验证性的，也有可能是“反理论”的，还有可能是让更多的人不能理解的新的发现；二是独立研究室工作，依靠思维、推演、证明等过程，主要以“头脑起风暴”的形式进行，得到的结果，有可能是“反定理”的，也有可能揭示某理论的“时空不适应性”，更有可能是某种新理论的发现；三是工程场域操作，需要大的物理空间，综合的学科知识和多维能力，主要以“战略家指挥的多师傅带多徒弟”的形式进行，得到的结果，有可能解决卡在瓶颈的问题，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工程科学理论。

　　上述三种科研行动的结果，都是可以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新质生产力带动了技术革命、经济革命，甚至可以带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的革命。新型研究型大学集中了各式各样的高水平人才，享有的学术自由和办学自治相对来说比其他大学要多一些，需要尽快将这些政策资源和学术资源服务于大学能够成为“国之重器”上，并将“成为国之重器”设定为学校发展的理念和行动，既是战略也是策略。

　　（三）将办学初心融入世界一流大学的日常建设中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校初心是清楚的，目的是明确的，就是以高的起点、小的规模、年轻优秀有经历的教师、见效快的学科、重大的投入，尽快建成享有国际声望的一流大学。至今，初心已赋能行动，行动已见成效，但是达到目标的过程是漫长的。在这漫长的向目标行进的过程中，由于高等教育改革和大学新建上的难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持续创新的难度、资源的存量保持和增量新得的难度、政策倾斜与体制保障可持续的难度等，学校内部的管理与治理容易迷失方向。这就有可能对建校初心产生质疑，难道在中国，在短的历史时长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只能是一种梦想？

　　究其原因，常常是我们把建校初心与日常建设处理成“两张皮”，初心被高悬仰望，日常却是“柴米油盐”，也可以说，我们在事无巨细的日常工作中将发展战略与具体策略分离开来。在呼吁并推动新型研究型大学持续发展的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将“已变现的建校初心”与“遥远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日常建设工作融合起来。

【沈红，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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